费鲁文

           ——  在小又轻的天空下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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歪酷博客

费鲁文 @ 2010-01-30 23:04



2010年1月25日下午1点15分,在上海卢湾区鲁班路209号,卢湾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,我和昔耶登记结婚,斯是大事,特此志之。朋友们,若您看到,给我们祝福吧。



 
费鲁文 @ 2010-01-25 11:19


电影《孔子》出来,准备去看但还未及。“任泉扮演的颜回最后居然为了多捞几卷文书,在冰水里冻死了,这不是感人,这是愚蠢”,今天看到韩寒博文《看孔子》,读到这样一个电影情节及韩评,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

颜回作为孔子最好的弟子,在儒家地位极为崇高,有“亚圣”之称号(当然,另一说亚圣是孟子),他的死因虽不可考,但通常的说法都是病死。在冰水里冻死,这样的情节是如何出台的,直直匪夷所思。如此重要的人物,不容戏说。但凡心里对古人存一丝一毫的敬意,就不会去戏说。

前两天和zoezo聊到北京西直门立交的转圈圈、上海一开通就被挤趴下的6号、8号线小火车,感叹这些大工程的设计师的愚蠢。进而,从设计师,到经手这些项目立项、设计、审批……的任何一个人员、领导,但凡有一个有脑子的,这样的东西都不会出来。所以,结论是:“不是一个人蠢,而是一堆人蠢”。

让颜回在冰水中冻死的《孔子》,就是电影中的西直门立交。



 
费鲁文 @ 2010-01-08 23:46


夜读柏桦,突然发现他的诗已不再能让我触动,细想其中的原因在于:柏桦的诗,极具文字灵性之美,却没有深入人心之力量。
我读到的第一个第三代诗人(那应该是1992年的冬天),以及我一度认为无法越过的最后一个第三代,都是柏桦。17年过去,他终于变成了过去时。



 
费鲁文 @ 2010-01-06 01:11


一事去罢,一事又来。




 
费鲁文 @ 2009-12-30 21:14

(2009-12-30 00:35:34) 


我和卢安克坐在草地上,七八个小孩子滚在他怀里,常不常地打来打去。

我本能地拉住那孩子的手“不要这样”

“为什么不要这样?”

我就差说“阿姨不喜欢这样了”,绷住这句话,我试图劝他们“他会疼,会难受”

“他才不会”他们嘎嘎地笑,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乐。

卢安克坐在小孩当中,不作声,微笑地看着我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我后来问他“我会忍不住想制止他们,甚至想要去说他们,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,可是你不这么做?”

“我知道他们身上以前发生的事情,还有他们不同的特点,都可以理解。”

“但是理解够吗?”

“如果已经理解,然后再去给他们说一句话,跟反感的一句话是不一样的。”

我哑口无言。


我采访姐弟俩。

弟弟卖力地劈柴,大家都觉得这镜头很动人,过一会儿火暗下来了,摄像机拍不清楚了,就停下来,说再添点柴。再过了一会儿,我让弟弟带我去他的菜地看看,他拒绝了。

“为什么呢?”我有点意外。

“你自己去”,他看都不看我。

我纳闷了一晚上。

卢安克第二天说给我听“那时候正烧火,你说你冷了,他很认真的,他一定要把那个木柴劈开来给你取暖,后来他发现,你是有目的的,你想采访有一个好的气氛,有做事情的镜头,有火的光,有等等的这样的目的,他发现的时候,他就觉得你没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给他,他就不愿意接受你,而你要他带你去菜地看,他不愿意。”

我当时连害躁的感觉都顾不上有,只觉得头脑里有一个硬东西轰一下碎了。

“目的是好的,但是是空的。”他说。

 “空的?

 “空的,做不了的,如果是有了目的,故意去做什么了,没有用的,没有效果,那是假的。

 “你是说这样影响不到别人?”我下意识地喃喃自语。

 “这个很奇怪,我以前也没想过,想影响别人,反而影响不到。因为他们会感觉到这是为了影响他们,他们才不接受了。”


孩子在火边俯耳跟他说悄悄话。

“你肯定在说怎么考验我们”我猜。

卢安克对他笑“不行,他们城里人会不喜欢”。

我隐约听见一点“是要拉我们去玩泥巴?”

他转头问我“你喜欢土吗?”

“当然了”。我认为我喜欢,在我对我自己的想象里,我还认为自己喜欢在下着大雨的时候滚在野外的泥巴里呢。

采访结束之后,是傍晚六点多,天已经擦黑了,山里很冷。

卢安克忽然站住了,温和地问我“我们现在去,你去吗?”

“现在?”我愣住了。

我没想到我自己头脑中的第一反应是“我只带了一条牛仔裤”。

就这一个念头,一切已经逝去。

我根本不敢再回答我想去,那是做作,再非要努着去,弄得满身泥,甚至雀跃欢呼……只会是个丑陋的场面。


“当时发生什么了?”

 “我记不起来了”

“那个时候你怎么想的?”
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说”。

他沉静地看着我,他在采访中有很多次说这两句话了。

一开始,我看着他,脑子里几乎有个嗡嗡的尖叫的声音“这个采访失败了,马上就要失败了”

之前曾经有同行,几乎是以命相胁地采访了他,但完全没有办法编成片子,就是因为媒体的常规经验,在他面前是行不通的。他不是要为难谁,他只回答真问题-----真正因为未知和交谈而生发的问题,而不是你已经在他书里看过的,想好编辑方案的,预知他会怎么回答,预知领导会在哪个地方点头,观众会在哪个地方掉眼泪的问题。

我放弃了。

我不带指望地坐在那儿,手里的提纲已经揉成了一团,这些年采访各种人物,熟极而流的职业经验,几乎土崩瓦解。

然后我发现我在跟他讲那个我小学的时候,近视后因为恐惧而把视力表背会的故事,是鬼使神差说出来的。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说这个,我甚至早就忘了这个事,但我现在把它说出来了,而且说了这么长一段。我以前约束过自己,绝不在电视采访时带入个人感受----这是我的禁忌。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,这个画着黑色惊叹号的禁忌也一起在尖叫中粉碎了。

我看节目的时候,发现我自己讲的时候目光向下,很羞涩,就象我八岁的时候一样。


然后我才知道,他说他不记得了,是真的不记得了。

“以前我的思考都在头脑里发生,我想到了,但我做不到。现在我不思考了,只感受,反而做到了我之前想做而做不到的,因为思考变成了生活,变成了行为。”

看他的博客,会清晰地看到他这个变化的过程。

他之前写过《与孩子的天性合作》,写下他的研究和经验。几十万字,现在他已经不再记得写过什么,他也不认为会有什么可借鉴的模式。他说他不再思考,也不再写了,只是感受。我当时看的时候担心他坠入虚无,直到采访时,才知道我头脑中的桩子插得何等之深。

“你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?

“如果自己作为老师,带着一种想像,想像学生该怎么样,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,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。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,这个想像就好象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的之间,所以我不要这个想像”

“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个很好的老师也会说,我想要一个有创造力的,有想象力的,什么样的学生,他也会有他的一个标准,难道你没有吗?

“那学生做不到,他会不会放弃呢,会不会怪这个学生?”

“可能会失望。”

“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,最后放弃了,方法都没有用,唯一有用的是老师的心态,老师心态最受影响的就是那种学生该怎么样的想像,他总是想着这个,他没办法进入适合学生的心态,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怎么样子的,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,没有什么想像,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,适合学生的反应,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,很容易接受。”

所以他才说,他没有任何可写的了,他曾经在博客里以巨大的篇幅批评和反对过标准化教育,反对整齐划一的校园,反对“让人的心死去”的教育理念,他跟现实世界里的问题较着劲,现在他说他放弃了要改变什么的想法。我刚一听的时候也一惊。

他说“如果想改变中国的现状,然后带着这个目的做我做的事情,那我不用做了。幸好我不是这样的,我不想改变,我没有这个压力。”

我愣了好一会儿,才接着往下问“如果不是为了改变,那我们做什么?”

“当然会发生改变,改变自会发生,但这不是我的目的,也不是我的责任,也不是压在我的肩膀上的。”

“改变不是目的?”

“它压着太重了,也做不到”他说“但你不这么想的时候,它会自已发生”。

有人跟我形容过听他说话的感觉-----你以为是禅悟式的玄妙,其实背后是严整的逻辑体系,是一步步推导认识的结果。

“你原来也有过那种着急的要改变的状态,怎么就变了,就不那样了?

“慢慢理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,理解了就觉得当然是这样了。

“你对现实完全没有愤怒?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知道还会有一种危险是,当我们彻底地理解了现实的合理性,很多人就放弃了。”这是我的困惑。

“那可能还是因为想到自己要改变,所以没办法了,碰到障碍了,就放弃了。我也改变不了,但也不用改变,它还是会变。”

“那我们做什么呢?”

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。”


“你想要爱情吗?”我问他。

他四十一岁了,他在广西的农村从青年变成了成年人,他没有家,没有房子,没有孩子,光着脚穿着球鞋,因为那里买不到一双45码的袜子。

“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,没经历过。”

我当时的反应,是心里一紧。

但他接下去说“我在电视上看过,觉得很奇怪。”

“奇怪?”

“电视上看那种爱情故事,根据什么感情产生的,我不知道。怎么说?一个人属于我?我想像不出来这种感受。”

他说过,他能够留在中国的原因之一,是他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孩子属于自己。

我说“可是我就连在你身边这些小男孩的身上,都能看到他们对人本能的一种喜爱或者接近,这好像是天性吧?

“他们属于我,跟爱情的那种属于我不一样的。一种是能放开的,一种是放不开的。

“能放开什么?”我还是没听明白。

“学生走了,他们很容易就放开了,没有什么依赖的。但我看电视剧上那种爱情是放不开的,对方想走很痛苦的。”

“你不向往这种依赖和占有?”

“不。”


在节目后的留言里,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,卢安克给人的,不是感动,不是那种会掉眼泪的感动,他让你呆坐在夜里,想“我现在过的这是什么样的生活?”

今天中午在江苏靖江,饭桌上,大家说到他,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人也很触动,但他说“这样的人绝不能多”

“为什么?”

他看上去有点茫然,喃喃自语“会引起很多的矛盾……他在颠覆。”

这奇怪的话,我是理解的,他指的是越了解卢安克,越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,会让人们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。

我问过卢安克“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,他们会对原来这个标准,可能不加思考,现在会想这个对还是错,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?

“如果怕自由,那就危险,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。

“从哪儿去找到这种能不害怕的力量?”

“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,那只有害怕,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,就不用害怕了。”

他在片子中下过一个定义,“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”


我采访的孩子里有一个最皮的。

我跟任何别的学生说话,他都会跳进来问“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?”

等打算跟他说话的时候,他已经跳走了,或者把别人压在身子底下开始动手了,我采访他的时候,他急得不得了,前摇后晃。

他只有呆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,才能那么一呆十几分钟,象只小熊一样不动。即使是别人挑衅他,他也能呆住不还手。

“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”卢安克说,但我从来没见过他跟孩子去讲这些道理。

“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”他说“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”,他让他们一起拍电视剧,去扮演一个角色,一个最终明白“人的强大不是征服了什么,而是承受了什么”的孩子。

他陪着这些孩子长大,现在他们就要离开这所学校了。这些小孩子,一人一句写下他们的歌词组成一首歌,“我孤独站在,这冰冷的窗外……”“好汉不需要面子……”大家在钢琴上乱弹个旋律,然后卢安克记下来,他说,创造本来就是乱来。

这个最皮的孩子忽然说“要不要听我的?”
他说出的歌词让我大吃一惊,我捉住他胳膊,“你再说一遍”

他说“我们都不完美/但我愿为你作出/不可能的改善”

我问“你为谁写的?”

“他”他指向卢安克。



 
费鲁文 @ 2009-12-29 19:34





 
费鲁文 @ 2009-12-29 13:14


读12月24日《南方周末》伍勇档案,痛心,又想到乘火车挤死的女生冷静,想到被拐卖、乞讨的孩子们……,想到李涯说的“为了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”,再想到柴静所称顾准“让人心寒的冷静”,想到自己这些年来经常的痛心、无奈和事实上的冷漠——或许这就是“冷静”?。但是我有什么呢?我只有诗,并冀望于诗,能让人超拔于世俗之上。顾准说“哀而不怨”,我觉得,对我们这些相对幸运的一代人而言,还不够,应当“悲痛中仍相信美,哀伤后能重拾欢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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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开始我们只有痛
后来,我们有了欢乐
有了春天前的









有杨柳,有水边倒影的唏嘘感叹
随积雪融化


 
费鲁文 @ 2009-12-27 23:4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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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虻,电视制片人。原名陈小兵,首届“韬奋奖”获得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杨青之子。生于1961年8月30日,2008年12月23日因病逝世,享年47岁。

陈虻的话:
“我们并不是在表述某种存在,而是在努力寻找存在的原因。”
“细节的细节就不再是细节本身。”
“真实永远取决于观察主体”
“不要在生活中寻找你要的东西,而要努力感受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。”
“不要因为走得太远,以至于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”。

经历:
1983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毕业,毕业时被分到航天工业部团委
1985年进入中央电视台,先后在《人物树林》、《观察与思考》栏目做记者
1993年7月加盟《东方时空》,出任《生活空间》制片人,提出“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”的广告语
1996年获全国十佳制片人
1997年组织召开了北京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
2001年初赶美参加伯克利大学“媒体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”。
2001年1月,担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,主管《实话实说》、《新闻调查
2001年10月主管《东方时空》,并兼任该栏目总制片人。
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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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一 

2000年,我接到一个电话。

“我是陈虻”

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,可能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的尖叫的时间。

“谁?”
“中央台的陈虻”他听着挺意外“我没给你讲过课?”
“你哪个栏目的?”

“嘎……我东方时空的,想跟你合作一个节目”

我俩在梅地亚见了面,他坐我对面,翘着二郎腿,我也翘着。

“你对成名有什么感受?”
哟,中央台的说话都这么牛么?我才二十三四岁,不服得很“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,我二十岁的时候已经有过了”
“我指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”

“我知道我能到达的高度”

“你再说一遍?”
“我知道我能到达的高度。”
他都气笑了。

“你对新闻感兴趣的是什么?”
“新闻当中的人”

可能是这一句,让他最终接受了我,但就从这一天开始,我跟陈虻开始了无休止的较劲。

“不管你到了什么高度,你都是一只网球,我就是球拍,我永远都比你高出一毫米”他最后说。

切。

    

他待人律已的严苛谁都知道,我记得学锋跟我说,每次被陈虻骂,“轻生的心都有”——“因为他说的都是对的”。

我刚做新闻的时候整个人都是蒙的,他在南院吃饭,大家从电视上正好看见我的节目,他立刻打电话给我“有人说,这样的人还是陈虻招的啊?你可别让我丢脸”。挂了。

后来他看我的确很吃力,每天在工作上花很长时间想着怎么问,但是连自信也没了,倒是对我耐心点了“你得找到你的欲望”

“我不知道怎么找”

他说“你要忘掉自己,才能找到欲望”

我拧巴着“怎么才能忘掉自己?”
“你回家问你的父母,你每天做的新闻,他们感不感兴趣,他们想知道什么?他们的未知就是你的起点”

他的意思是让我回到常识中去,别一坐在主持台上就不是人了。

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妹妹,后来直到我去了现场,尘土满面坐在地震的废墟上采访灾民,新闻象一盆水兜头浇下,我才理解了他说的忘我和欲望是什么。

“去,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”他说。

    

“做节目什么最重要?”我问他。

“逻辑”

逻辑有什么了不起?我在心里翻白眼。

“你认识事物的方法又单一又混乱,没有逻辑”

我那个时候喜欢花哨的东西,小女生式的新闻观。

“这种东西不可忍受,矫揉造作”。

小女生血上头,眼泪打转。

他还继续“批评你不可怕,对你失望才是最可怕的”

后来我才理解了他,阿城谈到陀思妥也夫斯基,他说别的作家遇到事物,往往都绕过去了,但是陀“穿”过去了。

他说“这需要一种非常笨重又锋利的力量。”

陈虻就有这个力量。别人往往要靠对事物的比方,暗示来达到接近事物的本质,这也是一种高明。但陈虻从来不绕,他就是穿过去。听他说片子,他说的东西,都是大白话,别人不会听不懂想不到,但听他说,就是真痛快。

后来有天看周其仁谈产权制度的书,非常抽象的事理,写来酣畅淋漓,也是那种极其痛快的感觉,我当时想到陈虻,明白这种痛快的力量就在于逻辑。

这个逻辑,实际上就是“真”,是“穷尽事理”。

    

“要宽容”他从一开始认识我说到最后一次,因为他老说“既然文如其人,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呢?”

我听烦了“你不要用***那套***的标准来要求我”

“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,就必须这样”

“我不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记者,我只要作个合格的记者就可以了”

“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?”
“因为这是我的生活”
“可是我说的是对的”

“我不需要完美”

……

每次谈,我都气急败坏-----有这样的领导么?你管我呢?

过阵子明白点的时候,腼着脸再回去问他“人怎么才能宽容呢?”

他说“宽容的基础是理解,你理解么?”
后来我做节目,常想起这句话“你理解吗?”,才明白他的用意-------宽容不是道德,而是认识。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,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宽谅,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。

     

我去调查,他就说了八个字“只问耕耘,不问收获”

现在他走了,我才明白,耕耘本身就是收获。

      六 

七年前,我赶上时间在东方时空开的最后一个会,时间坐在台上,一声不吭,抽完一根烟,底下一百多号人,鸦雀无声。

他开口说“我不幸福”

然后说“陈虻也不幸福”

他是说他们俩都在职业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,不能轻松地把职业当成生存之道。

陈虻对我说过“成功的人不能幸福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他只能专注一个事,你不能分心,你必须全力以赴工作,不要谋求幸福”。

他是拿命来做事的,但我不认为他的职业理想是英雄主义式的,他不是想建功立业,他的独立思考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知识分子。

我写博客的时期,他说过一句话,“要服务,不要表达”是说不要以优越感自居,媒体的平台不是用来表达个人见解与思想的,是提供观众事实与信息,让他们来思考的。

我受教于他,一再重复这句话,理解了为什么康德说启蒙只是自我的觉醒,不是传教士式的自上而下的教导。在他身上,我理解传媒这份工作所为何来--------能够为大众提供一个公共空间,让不知者知情,让无声者发言,让异见者表达,让争论者自由。

他尊敬这个职业,忠诚于事物的本质规律,他和这个世界的诸多冲突,并非因为他尖刻或者狭隘,只是因为真与伪是大敌。

     

他在病中,我一直不知内情,只是给他发着短信,尤其在困境时,常常想到他。

因为过去总是有他,看着我,嘲笑我,打击我,他从不夸我,但我知道他为我的成长而快慰。

连偶尔楼梯上擦肩而过,我拍他一下肩膀,他也要总结,“你现在成熟了,敢跟领导开玩笑了,说明你放松了”

我哈哈笑。

但是,讨厌的是,他永远是对的。

八年来,我始终跟他较着劲,他说什么我都顶回去,吵得厉害的时候,电话也摔。

今年教师节,我给了他发了一条短信,说“好吧,老陈,我承认,你是我的导师,行了吧?节日快乐”

在精神好的时候,他的短信回得很长,说他在深夜里好象能感觉得到舌头上细胞一层层滋长出来,头发荏子拱出头顶,说“饿的感觉真美好”。

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,他也一直大睁着眼睛,没有麻木和畏缩过,他跟我说过“人可以被打死,不能被吓死”。

是他要求医生不要抢救的,他想有尊严地离开。与他告别时,我握住他的手,温暖柔软。这是八年来,我第一次与他如此亲近。

     

很久以前,陈虻对我说过,死亡不可怕,可怕的是人没有了记忆,或者没有人来印证你的记忆,那等于死亡。

我曾经对他的死感到愤怒,现在不了。

在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上,他始终向真而生,没有泯灭过自己的心灵,并非因为他的道德,而是因为他对世界的认识和人的热爱,他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灵魂。

他的丧失,我们将要用漫长的时间来体会。

但是,只要我们心存对他的记忆,陈虻不死。只要我们不因为恐惧而变成我们最初反对的人,陈虻不死。只要我们尊敬和坚守这个职业的标准,陈虻不死。只要我们仍能在一个片子中投入我们的泪水,情感和生命,陈虻不死。只要我们在人们都服从于错误和谎言的时候仍能站出来说“这不是真的”,陈虻不死。